近几年“两会”上，每每都有代表委员提出“官员申报资产”的动议，可是由于存在立法上的分歧和理解上的争议，一直以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”拖至如今。据4月18日《新京报》报道的最新消息，政府领导干部资产公布制度有望写入正在审议中的《公务员法》草案。
　　说是“争议”，其实无非两派观点，而且观点人身份界限分明。一方是民众以及代表民众利益的专家的“反腐说”；另一方是官员以及代表官员利益的专家的“隐私说”。官员在上任与离任时，应向有关部门申报本人及直系亲属所有动产、不动产；官员直系亲属出国留学、经商，以及财产向海外转移或向海外汇款时，亦应申报——以此为主要内容构建的制度设计对于反腐倡廉的作用不言而喻，“反腐说”显然能够得到多数认同。至于“隐私说”，“公共官员”的个人隐私理应受到限制，必须接受社会监督。这不仅是许多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，更是由“公共官员”工作性质本身决定的。
　　现在，官员资产公布制度虽然“有望”入法，然而，因为环保法、文物保护法等尴尬先例的存在，我们在立法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法律的执行效果。据悉，早在1995年，国家就发布了《关于党政机关县（处）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》。10年下来，公众对《规定》知道的极少；与此相对，层出不穷的“贪官快跑”故事却经常发生。
　　笔者以为，要想保证官员资产公布制度不至于让民众空欢喜一场，必须有三“力”护体。
　　其一，执行力。立法意图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执法才能体现。如果法律在自上而下的执行途径中，受到围追堵劫、人为破坏而得不到有效治理，那么必然形成“破窗”效应，像1995年的《规定》一样，有近似于无，到头来谁也不愿申报。
　　其二，辨别力。资产是申报上来了，可是有真有假，有隐瞒有水分，辨别真伪需要一双靠制度保证的“慧眼”。自古到今，貌似清风两袖实则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多了去了，试若让他们申报资产，他们能“老实交代”吗？
　　其三，查办力。真实的资产状况申报上来了，束之高阁只是废纸一堆，“补牢于羊未亡”需要靠制度保证的“职业敏感”。